（神秘的地球uux.cn报道）据南风窗（编译 Fiona 编辑 荣智慧 rzh@nfcmag.com）：近年来，公众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曾经被无神论者们视为“邪恶”根源的宗教，如今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积极而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
秉承不可知论的历史学家汤姆・霍兰德在最新的著作中承认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；无神论哲学家约翰・格雷一再强调，无神论并不是理性人的自然天性；理查德・道金斯表示，只要宗教还能阻止人们做坏事，它就是对社会有益的。

宗教无疑会引发血腥冲突，但它也促进了一些亲社会行为。根据考古学发现可知，我们的祖先除了要填饱肚子，还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世界中。

进化心理学家罗宾・邓巴在他的《人类进化》（2014）一书中总结道：“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，是人类进化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，因为随之到来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文化。”而且，伴随文化出现的还有宗教。

迄今，关于宗教起源的假说主要分为两大类――“大神灵”理论（Big Gods Theories）和“虚假代理”理论（False Agency Hypotheses）。

“大神灵”理论认为，先民构想出具有惩戒能力的神灵，以警示人们越轨行为背后的巨大代价，从而构建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；宗教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转向人世，激励他们行善事，促进社会整合。

然而，“大神灵”理论受到了广泛批评。

在德国马克斯・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，约瑟夫・瓦茨调查了“大神灵”在史前人类社会和当下狩猎采集部族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发现“大多数存在‘大神灵’观念的社会，都和一神信仰有关，这是一种近似于‘上帝’的观念，它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出现之后，又继续发展了几千年”。

也就是说，“大神灵”并不是宗教的普遍特征，它们的存在与大规模社会有相关性，但并非因果关系。

“虚假代理”理论也不具有更好的解释力，该理论几乎将先民想象成迷信而且神经质的家伙：他们认为灌木摇晃是因为神灵，而不是风。但是，先民的这一认知错误在进化历程中反而是有利的，因为灌木摇晃还可能是捕食者出现了，其结果就是那些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先民更有可能存活下来，而那些不相信的人死去了。这意味着进化选择了那些错误认知。从此，宗教幻想成了人类认知经验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该理论很容易被驳斥，对今天的土著部落进行观察，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着充分的认知。他们知晓周围环境将要发生什么，并尽量不犯错误，这才是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的真正原因。

100多年前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・涂尔干（émile Durkheim）认为，社会集体活动能产生一种被他称作“集体欢腾”的体验。当人类聚集在一起演奏音乐、参与仪式的时候，就会产生集体欢腾的感受。即便仪式结束，这种感受也将长时间地萦绕在参与者心中，挥之不去。

也就是说，集体欢腾的体验，是一种宗教的或类似宗教的集体凝结力量。

涂尔干的这一解释，在关于宗教起源的“出神理论”（the Trance Theory）中再次出现。该理论认为，在旧石器时代，人类祖先的集体欢腾体验，让他们的意识状态发生改变。由罗宾・邓巴领导的一个牛津大学多学科团队，正在研究和发展这一理论。

该理论让邓巴饶有兴趣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抓住了宗教现象中的一个关键部分，而这正是“大神灵”理论和“虚假代理”理论所欠缺的。

“这不是神学理论中的细节，而是真实而原始的情感体验，其中有关超越感的神秘因素，只有在出神状态中才能被充分感受。”邓巴指出，超越感和彼岸世界，在任何形式的宗教体验中，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现。

那么，该理论如何解释人类进化？在今年的牛津国际科学和宗教协会会议上，神学教授西莉亚・德恩－德内蒙（Celia Deane-Drummond）讲述了直布罗陀猕猴的有趣行为。人们将相机绑在猕猴身上，以追踪它们的行踪。

其中一段录像显示，有时候，猕猴会盯着日落这样的壮观场景出神，对身旁的诱惑置之不理――比如一棵无花果树，这在平时可是不可抗拒的诱惑。显然，猕猴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。

邓巴认为，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，在这个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，他们开始有目的地演奏音乐、跳舞和唱歌。当这些活动中的同步性和集体性变得足够强烈的时候，个体就有可能进入“出神”状态。

这期间，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当下场面的恢弘，还能体验彼岸世界的神秘：他们遇到了祖先、神灵和神兽，这些身临其境的体验极具诱惑力――所谓的宗教热忱也由此诞生了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是因为“出神”状态促进了内啡肽的大量分泌，从而有助于缓解压力、增进群体联结感。

换句话说，这种被改变了的意识状态，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被证明是有利的：人类渴望通过与他人联结获得集体狂欢，这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，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分享强烈的情感体验，实现群体规模的壮大。

“出神”状态通过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来实现社会联结，该假设是可以被测量与证明的。通过对不同宗教场所中的现代宗教仪式的考察，研究者证明它们确实促进了内啡肽的分泌，从而产生亲社会效应。

即便在具有较少集体同步性的英格兰礼拜仪式中也是如此。在那里，人们只是一起站着唱歌、跪下祈祷，而有些宗教仪式更具狂欢性，还包含跳舞、吟唱。

部落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机制。邓巴在《人类进化》中提到这样一个例证：在南非的圣布希布族中，当大家族的关系因争吵而开始瓦解的时候，“出神”状态的舞蹈更有可能发生。有损家族关系的不公、傲慢、冷落，通过“出神”状态似乎被一笔勾销了，家族秩序得以恢复。

“出神”理论还有一个优势：它是能给人带来高峰体验的宗教仪式，不需要推测古人是否信仰神灵与灵魂。它另辟蹊径，从仪式的角度来把握“宗教”一词所涉及的多种不同现象。

“宗教什么时候产生并不是一个好问题，因为宗教不只是一个现象，”康涅狄格大学的宗教人类学家理查德・索西斯说道，“超自然力量和道德伦理等各种因素，在什么时候开始汇聚在一起，才是一个好问题，而答案就是，它们总是通过仪式相遇。”

进入新石器时代，人类历史发生了另一个变化：人类祖先不仅能维系更大的群体，还能建立更大的定居点。当村庄和城镇出现的时候，它们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压力，这就意味着需要新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压力。

在“教义宗教”中就能找到释放社会压力的方法，它是通过宗教系统的建立来实现的，其中包括牧师这种神职人员的职业化，以及寺庙、神殿这样的神圣空间的出现。教义宗教的特征，使得它可以复现原先仅基于萨满仪式的宗教热忱，并且增强了宗教信仰的亲社会效应。

因为，以神圣空间、祭祀和盛宴这样的视觉化形象出现的宗教教义，确立了祖先、神灵或上帝的存在；它赋予岁月流转与生活日常以意义，同时将由“出神”状态中获得的超越性体验，转化为由雄伟的寺庙与神殿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体验。

“教义宗教”所延续的早期信仰中的亲社会效应，确实让人类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壮大。

然而，在宗教经验被制度化之后，宗教内部的一种紧张关系也出现了。在舞蹈与追逐中获得的身临其境的“出神”体验，与一座宏伟建筑带来的精神升华，毕竟是不同的。后者的感受似乎总要单薄一些，前者所感受到的那种鲜活，是很难被整合到一种制度中去的。

因此，一定程度上的“祛魅”，似乎就成了大规模社会凝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此时，宗教似乎陷入了两难：采用呆板的仪式，却能保证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用；保留原始信仰仪式中的欢腾与鲜活，却导致社会失序。宗教会同时带来血腥暴力和社会善行。

这正好体现了“出神理论”的另一个特征，就是它同时存在两个解释维度：一者强调精神层面的诱惑力，另一者强调社会层面的功能需要。这是至关重要的结合，人类祖先必须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同时具备生存能力；单方面的技术进步，或者单方面的社会进步，都会让人类的发展变得不可能。

人们常说，今天的人类遇到了很多麻烦，从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到社交媒体上的口水战，都源于我们的部落主义本性：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同一个群体，同时妖魔化其他群体。

致命的是，这种倾向几乎深植于人类的进化史。无论在哪个领域，我们都注定要与别人发生冲突与争斗。如果“出神理论”的解释是合理的，那么它就说明，人类进入群体生活是因为人类在“出神”状态中，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体验。正是这种超越性，让人类祖先彼此联结到一起，走向更大规模的社会。

如果我们渴望归属感，那么我们也会渴望与“更多数”相连。这个“更多数”，我们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构想它。它也许会帮助我们超越部落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，缓解社会紧张局面。

如果它曾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了下来，那为什么不能帮助现在的我们渡过危机呢？